英亚体育app网页版:非洲需要的“建筑”:第一位荣获普利兹克奖的非洲裔建筑设计师凯

2022-09-12 22:02:45来源:英亚体育app官网 作者:英亚体育官方下载 3

  当我第一次听到布基纳法索建筑设计师凯雷(Diébédo FrancisKéré)的名字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乡——西非贫困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干旱的莫西高原一个名叫甘多的村子里,动用自己从欧洲学会的现代技术、非洲古老的建筑文化,以及全体村民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积攒起的一小笔钱,修建村里的第一所小学。

  小学修建工程是2001年开工的,但直到2004年才名声大噪,因为他的小学项目已初见成效,并因此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国际大奖——阿迦汗建筑奖(récompense Aga Khan pour larchitecture)。当时的我正在离此不远的马里首都巴马科工作,并惊喜地得知,他的甘多小学工程,汲取了著名马里历史文化古迹、“梦幻都市”廷巴克图古代建筑的精髓。

  自那之后,凯雷频繁往返于欧洲柏林和非洲大陆之间,一个又一个充满现代设计意蕴、又不失非洲文化特色的新建筑在阿非力加和欧罗巴两块古老的大陆上拔地而起: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议会大厦、德国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前移动剧院舞台、英国伦敦海德公园蛇形画廊夏季展馆、布基纳法索库杜古省立高中、肯尼亚克格罗学校……这些崭新的、极富非洲特色的建筑是如此醒目,如此熠熠生辉,一位埃及评论家赞叹,凯雷的建筑“让非洲人一眼就能联想到现代,也让欧洲人一眼就能联想到非洲”。

  非洲原本是人类文明之光最早燃起的大洲,也是人类建筑最早的发祥地,迄今保存最好的最古老人类建筑,就是坐落在非洲大地上的埃及金字塔,此后数千年间,辽阔的非洲土地上,津巴布韦石头城、廷巴克图津加里贝尔大学暨大寺……一座座充满非洲文化特色的建筑至今引发全球人们啧啧赞叹。

  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非洲的文化进程被殖民和帝国主义侵略所打断,非洲版图上一度只剩下三个独立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殖民者只图掠夺方便,对在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态度,我2002年在阿尔及利亚时,时任住房部长布纳法先生曾愤慨地指出,“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建设了什么?要塞、教堂、官邸、铁码头,都是为方便他们掠夺而建设的”,而在“黑非洲”即更具非洲文化精髓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留存至今的殖民时代建筑地标,居然是象征着奴役和人口掠夺的奴隶堡、“不归门”(黑奴从这里被押上贩奴船永远离开非洲故土)、总督府,以及一条条互不通联、从沿海港口直通内陆采矿点或经济作物产品集散地、宛如吸血管一般的窄轨铁路。

  二战后非洲各国纷纷走向独立,急于迈入现代化大门的非洲各国各显神通,在洲外目的各异的帮助下兴建了大批现代化建筑,并涌现出如巴马科友谊宾馆(马里)、洛美西非银行总部大楼(多哥)等一大批国际公认的地标式建筑。

  但几乎所有现当代非洲新式建筑都是“舶来品”:外国的设计师和图纸,外国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理念,即便工业基础尚好的非洲国家,这样的“舶来品”也未免过于奢侈,过于“水土不服”。我曾经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某住房部工程项目上任职,这是个普通的公寓小区项目,但工程开工后发现水泥奇缺(国家开工项目太多,水泥产量跟不上)、钢筋断档(欧洲设计师提供的设计图纸使用大量8号、12号钢筋,而该国当时只能生产6号钢筋),甚至搭脚手架用的扣件也断档(只能从中国和土耳其进口)……种种“水土不服”导致工程成为一场令业主和承包商两败俱伤的悲剧,最终在2003年“5.21”大地震中化作泡影。

  一些好大喜功的“地标”更成为“工程”的典范,如1975年,时任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蒙博托为博取“脸面”,承办了历史性的拳王阿里-福尔曼“三黑大战”(指参赛双方和主办者都是黑人),为此斥资数十亿美元修建了码头、火车站、飞机场、6万人体育馆,以及连接这一切的高规格街道“630大街”。但这一令拳王阿里激动得热泪盈眶的“非洲脸面”实则敷衍了事:街道两旁净是贫民窟和半成品,不得不熄灭沿途全部灯光并用白铁皮围墙遮掩;看似金碧辉煌的体育馆比赛刚结束就在一场热带常规暴雨中漏水,第二天就报废了。

  一些非洲以外的建筑师和评论家就此悲观地认为,或许非洲在实现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之前,“不适合发展现代建筑”。

  但非洲人显然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他们比地球上任何其它角落的人都渴望现代化,渴望更文明、更舒适的生活,并苦苦思索如何在“工业化的边缘”多快好省地推动“接地气”的非洲现代建筑。

  埃及著名建筑师法西(Hassan Fathy)毕生致力于探索用古老的泥砖混合技术替代钢筋混凝土,建造埃及的现代建筑,他曾撰写过一部有趣的童话书,用文学虚构的形式描绘了一幕浪漫的场景:成千上万埃及人像几千年前修建金字塔的祖先那样参与自己家园的建设,并在施工过程中学会并不复杂的泥砖施工技术,以此建设更多的建筑。

  而出生于1971年的凯雷在成年之前并未读过法西的童话书:他是从乡亲们那里领悟到非洲文化精髓的。

  他是村长的儿子,算是村里的“首户”,但他的父亲并不识字,因为村里没有小学,全村从无一人识字。他的父亲下决心不惜倾家荡产,送他去大城市读书,让他成为全村第一个“文化人”,临行时每个邻居都来送行,且一人递给他一枚硬币,就连最穷的邻居也不例外,多年后凯雷回忆道,当他问母亲“为什么他们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对待我”,母亲回答“我们都在投资未来”。

  1991年,他作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发展积极分子”培训课程幸运儿,平生第一次坐上飞机,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途经西非法语区最大城市阿比让,转赴柏林,沿途被非洲的原始和欧洲的“钢筋森林”所震撼,抵达后发愤学习,希望学成回馈故土的现代化进程。

  当几年后,他在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拿着象征“现代建筑准入证”的“德国制造”木匠证书兴冲冲返回故乡,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立即意识到“水土不服”的严重性:混凝土建筑工艺过于复杂,学历低下的当地粗工难以保证质量,且几乎所有原料都严重依赖进口;他引以为傲的木工专业也用途有限,因为干旱稀树的撒赫勒内陆木材奇缺且多数不适合盖房子;运输工具匮乏且成本高企,他尝试改用当地最常见的毛驴运送建材,结果饥饿的毛驴反倒帮了倒忙——把好不容易积攒的一些木材当作饲料吞噬殆尽。

  凯雷开始思考如何让现代建筑在非洲“服水土”,他意识到“再不能复制西方生活方式和建筑模式,混凝土不适合非洲”。他把目光投向脚下的红土:在离他家乡不远的马里廷巴克图,始建于1327年的津加里贝尔寺用红土和泥建造,并在外墙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木桩,以便破损时随时用泥土和水修补。近700年过去,廷巴克图经历了无数次战火、天灾和人祸的洗礼,看似脆弱的泥土建筑却在无数次修修补补中依旧岿然屹立。

  凯雷认为,这才是非洲建筑真正值得汲取和传承的精髓:首先是就地取材,其次是简单易学,人人参与。

  他的成名作甘多小学正是这样一座建筑:所有资金来自村民集资,大多数人工也来自当地;建筑的主体使用当地泥土和少量水泥混合制成的干土砖,外墙则使用当地桉树的细树枝编制;墙壁是镂空的,屋顶则使用了双层凸起的结构,目的是更好地通风、采光,节约能源,同时设计了一个超大型遮阳棚防雨遮阳,室内白天完全不用开灯,而室外则几乎晒不到太阳。这座外观看上去“泥土味”十足的建筑却不乏现代时尚元素:干土砖中的加强材料,使用了当地人手工剪裁回收易拉罐得到的铝合金丝,而屋顶则使用了在西非随处可见的马口铁,既扣合西欧时尚的“环保理念”,又满足了建筑实用性的要求。

  在建造库杜古省立高中时,他大胆采用了全部用稀疏木杆制成、不事雕琢的外墙,和用木材边角料制成的走廊地板,在被问及“这是否是向廷巴克图建筑致敬”时他一方面承认廷巴克图建筑艺术给他的灵感,另一方面也直言不讳“我采用这样的设计,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最适合当前的当地社会发展状态”。

  在他认为“可以使用更多现代元素”的非洲特定范畴,他也会运用“超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材料,如还未建成的布基纳法索议会大厦,主体是一个带有浓厚贝聿铭特色的半透明金字塔,塔外则延伸出阶梯状顶棚覆盖下的开放式公园,普通人可以在这个公园里自由活动。凯雷认为,瓦加杜古是布基纳法索这个落后国家最具工业化色彩的中心,可以大胆使用更现代化的设计和材料,而这一建筑的设计思想“人人平等”,则是非洲传统社会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部分。

  而在工业化成熟社会欧洲,他则更大胆地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材料,去向一个工业化社会展示非洲文化的魅力:他设计的海德公园蛇形画廊夏季展馆全部采用了现代化建筑材料,但屋顶的造型却酷似自己家乡随处可见的猴面包果树,蓝色的立墙则会让人联想到西非内陆男性的传统服装“布布”(全棉提花蜡染长袍)。

  2022年3月1日,凯雷的努力获得迄今最高档次的承认和褒扬:1979年创立、被称作“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prix Pritzker)首次授予了一位非洲裔建筑设计师。对于获奖,凯雷感慨道:“我希望改变定式,推动人们去梦想、去冒险,我认为有钱也不意味着可以浪费材料,没钱也不意味着就不该尝试创造优质的建筑。每个人都应该有权享受品质、奢华和舒适,因为我们相互关联、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

  然而即便在我初次知道凯雷名字的当年,也有许多同行和关注者对他的理念提出了善意的质询:如凯雷所言“缺水、缺电、缺教育,什么都缺”的非洲,能放慢发展脚步,等待他充满文化追求的“慢工细活”么?

  由于暗合“环保”这一欧洲时尚概念,凯雷的甘多小学工程得到欧洲许多组织的资助,1998年在柏林成立了专门基金会,此后更源源获得从设计到“文宣”的有形、无形助力——即便如此,这个小学在2004年也只不过能容纳120人,直到2019年仍在不断扩建的它如今可以容纳700人,并且附设了教职工宿舍和书店、图书馆、活动室。但布基纳法索学龄儿童总数高达286.57万,2021年一年级入学率达到了69.66%,而在凯雷开始兴建甘多小学的2001年,这一比例仅50.01%——这不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到底哪种“建筑模式”,对贫困的非洲非都市化地区更适宜?

  在欧洲,凯雷也不乏善意的批评者:有人认为他“用非洲建筑文化概念搞营销”:到处推广“农村社会的高科技”,却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在柏林组建工作室,在瑞士传播理念,在中国购买所需的各种设备和器材。他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交替使用英语、德语、法语,却很少使用故国流行的豪萨语——顺便说,他其实已经是德国国籍,定居在柏林,尽管他反复强调“我既住在欧洲,也住在非洲”。他的甘多小学设计反复修改,被怀疑意在取悦备受争议、热衷在非洲投资“新概念建筑”的德国艺术家施林根西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他热心参与肯尼亚克格罗学校设计,则被质疑是否意在“蹭奥巴马(Balack Obama)流量”(该学校其实是个私立学校,投资者是奥巴马祖母萨拉赫Mama Sarah的基金会);此外,他参与设计的德国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成了全欧洲著名“烂尾楼”和“钓鱼工程”,尽管只负责部分附属设施的他无需承担主要责任。

  由于政局动荡,本应早已落成的布基纳法索议会大厦至今未曾破土动工(当然若非政局动荡他连设计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原议会大厦是在2014年政变中被烧毁的),而在他20年来辛勤耕耘、努力营造“适合非洲的现代化建筑”之际,他足迹所及的布基纳法索、马里、多哥、贝宁……已如雨后春笋般矗立起许多新式现代化建筑,从地标式的、国家体育场,到亲民的桥梁、市场、住宅楼,但这些建筑绝大多数是钢混结构的,且大多数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外国承包商承建。20年来他努力培养本土建筑设计力量,但时至今日,他也坦承“堪用的仅区区60人,我还得在工业社会借助外脑”。

  尽管希望的曙光已经绽放,但“非洲式现代建筑”和非洲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一样,仍然任重而道远、

电话咨询
产品中心
在线订购
QQ客服